最后说到布鲁。最使我惊奇的不是我被“抢救”，而是这位保安处处长当时也是被“抢救”的人物。他使我在另一战线上学习了很多工作方法，至今印象最深的是，他对任何一个案件，都在进行一种心理把握。什么叫心理把握呢？那不仅是斗智，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侦察与征服。他又重视“三分钟”的谈话。这当是一种出其不意，一种突击，一种攻坚。虽只攻其一点，因要诸多准备，其收获也是多方面的。
他对我十分理解。大约是1945年春天，我就征得他的同意和地委的批准，再次下乡到离绥德四十里的延家岔任乡支部书记去了。而在当年的9、10月间，我又随他由延安出发的东北干部队去新解放区东北沈阳了。后又去丹东接收一个纸厂，1950年调中央工作，也就是这一年的五一节我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又与布鲁相见了。当时时间仓促，所谈不多。最近才读到《吉林党史人物》一书，他的烈士传为他可歌可泣的一生做了公正的总结和评价。我为了写这篇回忆录才与布鲁的夫人吕璜同志相见。她一直在全国妇联工作，已离休，她在各种政治运动中，也遭到迫害和苦难，但精神颇佳。我与她相见时，她详细谈了文中提到的那个杨典事件，谈到绥德，谈到延安“女大”。她和我的夫人伊苇是延安女子大学同学，在我写字台墙上挂着一张“女大”同学早晨起床下山到延河边洗漱的照片，一群“女大”学员在晨光中的年轻身影和延河清凉闪光的河水……“啊！延安！”——歌词如此唱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