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太祖的崇尚贞节，从编修《元史》时他对节妇行状亲加删定，亦可窥其端倪。元末明初，天下战乱纷扰之际，出现了大批节妇烈女，明太祖特命修纂诸臣将这些事迹加以搜罗整理，载入《元史》，加以旌扬。主持此事的大儒宋濂即言：“史馆总裁有元一代之史，四方以节妇状来上者甚众。”又言：“余修《元史》时，天台以三节之状来，上命他史官具稿，亲加删定，入类列女传中，奉诏刻梓行世。”由于明廷的大力提倡，明代的节妇烈女数量很多。据《古今图书集成·明伦汇编·闺媛典》的《闺烈部》及《闺节部》记载统计，自明初至明末，节妇烈女高达36049人。足见有明一代，封建的贞节观已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，对妇女的身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。
二、明中晚期思想界对节女贞女的再认识
明代中后期兴起的王氏心学，对程朱理学发起多方面的挑战，从而促使人们对传统的贞节观念进行反思。特别是晚明时期的归有光、吕坤、黄宗羲、归庄、吕留良等人，更对“礼”与“情”、“贞”与“孝”作出适合社会现状的解释。
理学家认为，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女子受聘于人，丈夫一死，女人就应该终身不改嫁，自称“未亡人”，甚而应殉情而死。只有这样，才堪称“贞女”。正史《列女传》中对“贞女”的过分宣扬，使这一思想深入人心，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。归有光一反成说，对“贞女”概念作了新的解释，认为“女未嫁人，而或为其夫死，又有终身不改适者，非礼也”[35]。理学家所百般称颂的“贞女”，在归有光看来却是一种“非礼”的行为。吕坤亦持相同观点。他从探索“礼”的本意出发，探索“礼”与“情”的关系，认为“礼”必须“称情”，即与人情相称，反对以“礼掩情”[36]。换言之，他提倡“礼由情生”，反对“以礼为情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