卢梭已经是革命精神之父，但他的形象有不确定性。1791年10月，立法议会取代制宪议会，国家治理难题应接不暇，“财政管理、纸币发行、外省反革命运动、殖民地有色人种的权利与义务、对外关系、军事力量征集、两附属国（Avignon，Combat Venaissin）与国王的关系、民事婚姻规则、封建制度与宗教秩序的废止”[207]。对于哲学原理的兴致不像制宪议会时那样浓，文学艺术的年代过去了，现在是务实的年代，“写作纵使不灵巧，只求有助于公共秩序”[208]。启蒙时代的乌托邦、形而上学或纯粹批判越来越不合时宜，虽没有人公开否定卢梭的意义，但在日常事务里他开始受冷落。
新生的共和国不稳固，革命每向前一步都有难以预测的变化，而教育被视为稳固新制度的好方法。1789年，维里尔（Villier）在《公共教育的新规划》（Nouveau plan d’éducation et d’instruction publique）中提及改革背景的变化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