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我们之间的“情义”，主要还是在“文革”中结牢了的。云河、松山和树起一样，也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。玉刚则和我一样，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。在“文革”初期，有文件说——初、高中生们，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，皆要看“文革”中表现如何。弦外音是，表现不好的，那时会有麻烦。
这无疑等于“头上悬刀”。
为了不至于落个“表现不好”的结果，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？然而对于云河、松山、玉刚三个，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，如同让他们化了妆演街头戏。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，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，往往也会面红耳赤，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，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。
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，他们只管签名。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，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。每次都是，我起草，树起审阅，我再抄。树起说“没问题”，他们就都说“完全同意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