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朔方备乘》卷三十八记《土尔扈特归附始末》，作者不仅详述其始末，而且对此事的重大意义深致其意，与《蒙古游牧记》有关记载相得益彰。此书还对历代北徼用兵得失，尤其是清朝的“圣武”有较多的论述，目的在于为现实的北徼边防提供历史的经验。此书的撰成、进呈、刊刻前后，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，其中包括中俄《瑷珲条约》（咸丰八年，1858）、《中俄天津条约》（同上）、《中俄北京条约》（咸丰十年，1860）、《中俄陆路通商章程》（同治元年，1862）、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》（同治三年，1864）等，沉痛的历史，越发衬托出作者的远见卓识和爱国思想。
姚莹还指出，中国人了解世界，要兼顾到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和“外夷”之书。他在此书卷九《华人著外夷地理书》篇批评说：“自来言地理者，皆详中国而略外夷。《史记》、《前后汉书》凡诸正史，外夷列传多置不观，况外夷书乎？”他胪列自法显《佛国记》以下至魏源《海国图志》等数十种书，都是不可不读的。他进而指出，了解、研究外域，“非如文人词客徒资博雅、助新奇也。故留心世务者，皆于此矻矻焉”[20]。本书卷十六载图说13种，如《中外四海地图说》、《新疆南北两路图说》、《新疆西边外各国图说》、《西藏外各国图说》、《西人海外诸新图》等，显示了边疆史地研究者在学风上的特点。